??新华社第三阶段抗震救灾报道的点滴回顾 　　

    新华社抗震救灾报道前方指挥部，即“前指”，是我在四川的十三天里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在那里，接听电话是我的主要任务之一。每天，各路记者会打电话来沟通情况，通过和他们对话，我和记者们一起感受新闻现场，一起体会采访的艰难，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现在回头看当时的电话记录，一些难忘的片断便跳入眼前：    

    一、

    6月6日晚11时许，摄影部申宏电话：我们现在还在去理县的路上，这儿下雪了，太冷了！我们把能穿的衣服全都裹上了。     

    这晚，我们刚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正准备坐车从前指回住处，摄影部老张接到了申宏的这个电话。

    刚到四川的时候，申宏曾经给前指打过一个电话，说和他同一组去茂县的记者因工作安排不能来成都了。他将和山西分社武敌、摄影部武巍，三人一起去理县和茂县驻点。

    分配记者到四川各重灾区驻点，是前指对第三阶段抗震救灾报道的新尝试。在大地震刚刚发生之初，新闻报道以拼速度、抢新闻为主要特点，记者往往需要大跨度采访，流动性作战。而在灾难发生20多天后，受众更希望看到来自灾区的更深入的报道。另外，由于交通不便、道路险峻、路途遥远、食宿艰苦等巨大困难，重灾区理县、茂县、汶川已经有十多天没有记者再进去过，事实上成了后续报道的“空白”，这些地方受灾群众的情况急需为外界所知。

    于是，根据当时报道形势的需要，前指将第三批入川记者分成14个驻点组下到灾区，希望他们多做一些深入采访调研，并再三叮嘱驻点记者一定不要勉强，实在进不去就迅速撤回。但记者们都怀着“只要人民有需要，没有新华社记者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新华社记者到不了的地方”的气概，二话不说就向着既定的目的地进发。

    从成都到理县，原先可以走213国道，但地震给道路造成严重破坏。申宏、武敌和武巍6月6日不得不从雅安经马尔康绕道去理县，驰骋800公里山路，翻越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途中，他们的汽车出现了爆胎，在通往夹金山、笔梦山的山路上，他们又遭遇了“六月飞雪”。

    后来我们知道，三个人路上没带什么厚衣服，申宏和武敌穿了四川分社配备的冲锋服，多少能抵御一点寒冷，而武巍从成都平原出来还穿着短袖，着实冻惨了。但我们的记者在严酷的环境下没有停止工作，他们发回了救援物资备困在雪后笔梦山的照片，得到了摄影部的表扬。

    和申宏他们一样填补报道“空白”的，还有奔往汶川的唐召明和王洋，在前往汶川的路上，他们屡次遇上余震，又几次躲过山体滑坡，有五六天时间都挤在车上过夜，终于从西线再次进入汶川县城。

    虽然条件异常艰苦，我们的驻点记者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在汶、理、茂三县深入调研，发回大量来自最基层的图文报道，及时向中央反映了理县菜农损失惨重三百亩白菜绝收，茂县救灾物资极度匮乏，汶川、理县蔬菜水果烂在地里农民心急如焚等重要信息。     

    二、

    6月8日下午3：20，国内部姚润丰电话：今天绵阳唐家山堰塞湖指挥部没有新进展。对于群众关心的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撬开专家的嘴，力争尽快成文。

    唐家山堰塞湖是个名副其实的“悬湖”，超过2亿方的水悬在涪江上游，威胁着130万绵阳人民的生命财产，这盆水什么时候能泄下来，成了一个“悬念”。

    7日零时，堰塞湖坝前水位达到预定740米泄流槽高程，但根据北斗卫星传输的数据显示，堰塞湖并未泄流。然而，这时谁也不敢说堰塞湖下一秒会出现什么情况，必须继续盯守！

    前指给泄流沿线各点的记者打电话，要求他们继续紧盯抢险重要地段；同时，由国内部孙勇同志负责在前指直接签稿，每小时播发一条快讯。经过彻夜值守，7日上午7时08分，唐家山堰塞湖泻流槽过水。经向在指挥部现场请示水利部长陈雷同志，新华社独家率先报道了这一权威消息。

    然而，堰塞湖接下来的泄流进展依然缓慢，到7日中午1点，泄流槽过水量仅为2立方米/秒，而堰塞湖新增库容1350万立方米，总库容已达2.295亿立方米。这时，唐家山堰塞湖抢先指挥部也已采取新方案，济南军区某陆航团派出6架直升机向堰塞湖大坝运送炸药、雷管和多名工兵组成的爆破分队，与此同时，武警水电部队的官兵在泄流槽左侧山坡上对泄流槽进一步加宽加深，增加泄流能力。

    7日下午，前指领导老夏通过电视电话系统向总社汇报了唐家山堰塞湖抢险进展。何平总编辑说，堰塞湖排险工作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我们要围绕现场情况的变化、排险方案的调整、自然溢流或实施爆破的条件、险情的解除等受众关心的问题，加强解读性报道。

    根据抢险最新情况和何平同志要求，前指进一步调整了报道方案。记者们也铆足了劲，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同时，老夏给总社负责跑水利部的记者姚润丰打电话，希望他来四川支援。当晚，姚润丰就飞到了成都。

    其实，地震发生后，姚润丰就是第一批入川报道的记者之一，直到第二批记者采访结束，他才刚刚回北京。而且，听说他的父亲近来身体不太好，但是，老人很支持他的工作。

    6月8日上午，姚润丰又重返绵阳投入唐家山堰塞湖报道。和他一起奋战的，还有同样从第二批入川后就一直坚持下来的记者：云南分社伍浩、安徽分社汪延、上海分社肖春飞，以及驻扎在绵阳抢险指挥部、北川县通口镇、江油市青莲镇、九岭乡七窑村、绵阳市宝成铁路涪江大桥和两岸、富乐山安置点的十几位第三批入川记者。

    6月10日，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出现重大转折。泄洪后的短短数小时内，前方报道组就抢发各类图文稿件280余条，并推出《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写在唐家山堰塞湖成功泄洪之际》、《滔滔洪水过绵阳??新华社记者亲历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全过程》等深度报道，媒体用户对新华社的快速作战能力感到震惊。

    6月13日，我在前指看到了从绵阳回来的姚润丰，他告诉我，他已经买了当晚回北京的飞机票，马上要投入抗洪报道了。

    三、

    6月10日中午11：20，音像部余福卿电话：请告诉领导，我现在已到达唐家山堰塞湖坝顶，现在正和技术局联系，准备进行视频传输。

    这真是前指数天来最希望听到的消息。我把余福卿成功抵达唐家山堰塞湖坝顶的情况告诉了老夏。老夏眼睛一亮，“太好了，早点告诉我啊！”随即又拨通了余福卿的电话。

    老夏说，“余福卿，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和军分社的同志合作，要多拍！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拍得差不多就下来，不要等着最后一架直升机才下来。”

    要说余福卿成功降落在唐家山堰塞湖坝顶，还得从6月8日端午节那晚讲起。

    8日晚7：00，李从军社长打来电话，要求抢险形势紧迫的唐家山堰塞湖坝顶要有新华社记者发回的电视现场新闻。当时，坝顶上只有新华社的两位文字、摄影记者，电视台没有人，视频报道出现空白。李从军社长要求，新华社要填补这个空白。

    随后，前指紧急协调部署。决定把在成都的音像记者余福卿、杨华连夜送往绵阳，由技术局利用现有音像设备改装成适合前方使用的便携视频信号传输装置，让军分社和陆航团联系争取到转天凌晨搭乘首班直升机进坝的记者名额，并请总社营销平台连夜联系落地用户。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技术局进行设备改装和调试，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30；营销平台发动员工，连夜联系了200多家电视台；老夏用的两部手机铃声此起彼伏，随时协调各方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过一夜备战，万事具备，只欠登机！

    然而9日上午，我们得到消息，乘坐直升机控制得很严，余福卿虽然三次登上直升机，但是他没穿军装，混在一群军人里太显眼，最终还是被推下飞机，只能先把摄像机让军分社记者先带到坝上，第二天再试试运气。

    9日晚上，又传来另一个坏消息：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指挥部下了命令，从10日起，所有记者一律不得上坝顶！

    这个消息着实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可是，前指做了这么多努力，怎能就此放弃。

    老夏一方面再和军分社联系，看看还有没有再让余福卿乘坐直升机的可能，另一方面，嘱咐余福卿赶快买一身迷彩服，准备第二天“混”上陆航团直升机。而从总社音像部和安徽分社来支援的音像记者和技术力量也都到达了绵阳，如果余福卿能够上坝，新华社将展开一场多角度的视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