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记者在四川参加抗震救灾的报道。两周多的旅程中，我到过理县、汶川、都江堰、安县和北川。地震灾区的满目疮痍，四川人的顽强乐观，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６月６日凌晨，我和同事唐召明、志愿者王飞一同从成都出发，开始了通向汶川县城、长达上千公里的艰险旅程。

    地震摧毁了成都通往汶川的公路。和无数救援车辆一样，我们选择途经雅安和马尔康的３１７国道。尽管这条线路危险四伏，车程长达两天，但它却是救援物资进入理县、汶川和茂县等灾区的主要道路，在地震后获得“千里生命线”之称。

    翻越了夹金山和梦笔山两座雪山后，我们进入理县境内。大山的遍体伤痕让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损毁的房屋随处可见。更糟糕的是，路两旁的山体严重松动，受余震的影响仍在不断倾泻泥石。

    ６月７日上午，车至理县朴头乡，大塌方阻断了我们的道路。石头、泥土和树木从高处倾泻下来，落在我们前方２００米处的路面上，我们的越野车只有离开公路，从临近村庄的泥泞小道上绕行。我们后来得知，被修复抢通后，中午该路段再次爆发塌方，一辆行驶中的轿车遭遇覆顶之灾，司机不幸遇难。

    因为采访，我们多次来往于理县和汶川之间，提心吊胆地行驶在这条随时可能变脸的公路上。６月１１日下午，在理县薛城乡马山村，我们再次遭遇大塌方，从滚石掀起的烟尘中夺路而逃。千里生命线让我亲眼目睹大自然的狂怒与暴戾。而在北川县城，到处弥漫着可怕的寂静，站在支离破碎的废墟上，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告别了王飞和老唐，我从成都来到绵阳，恰好北川县的文化旅游局长林川邀我与他同去封城后的北川县城。

    如果没有地震，北川县城本是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的北川县城已面目全非。凭借记忆，林川摸索走到羌族民俗博物馆的位置，却发现它已掩埋在２０米深的废墟之下，除非借助大型机械，否则它将很难重见天日。

    空气中的强烈异味告诉我，脚下的废墟，是无数同胞长眠的墓茔。在这生命的荒漠里，我发现了一些绿色，在瓦砾堆里静静地生长。两株嫩绿的玉米苗，从布满破碎衣服的地面长出来，在风中摇曳。它们是地震后新萌发的生命。

    北川中学的废墟上，依然坐着几位年轻的母亲，静静地等待孩子回家。伟大的北川母亲，就像废墟中的绿色，美丽而沧桑，让我刻骨铭心。

    灾害面前，四川人的乐观让人倾倒。有天夜里，我在汶川县城无意走进了一顶大帐篷里。帐篷里住着供销社的职工和家属，刚刚八九点钟，人们还没睡。地震前，他们就是熟悉的同事，如今带着家属住在同一个帐篷下，一起做饭、洗碗，互相照看小孩，关系更加融洽。

    余震在汶川已是司空见惯。有一次余震发生时，初来乍到的外省记者都慌张地站起来，往新闻中心外面跑。等我们回到新闻中心时，才发现四川籍的记者个个稳如泰山，仍在电脑前若无其事地敲键盘。

    刚到汶川的那天晚上，我在县城散步，看见一位老妇人在街边缓缓而行。老人叫朱德华，今年７５岁，在地震中失去了独生女儿，现在和女婿、外孙、外孙女住在临时安置点的帐篷里。

    “没的办法。”想起女儿，朱德华老人抹起了眼泪。看到又勾起她内心的痛楚，我既难过又歉疚，赶忙安慰她和家人好好过今后的日子。在路灯旁，老人与我挥手作别，一步步走向帐篷，她身后的影子拖得越来越长。

    几天后，我们得知，汶川县畜牧局局长余朝波正请人挖掘后山下的祖屋。地震后，他的妻子已经在屋子里被埋了一个多月。

    我们赶到现场时，余朝波正与救援人员探索挖掘的办法。身边的人告诉我们，地震发生时，他的妻子郑富琳正在客厅午休，瞬间被山上滚落的泥石掩埋。余朝波本人、他的岳母、儿子、女儿都幸免于难。

    我突然想起什么，问：“您认识……朱德华吗？”“朱德华是我的岳母”，余朝波有些意外地看着我。原来，朱德华老人失去的女儿正是余朝波遇难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