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摘要]：
[关 键 字]：司法，鉴定，改革
[论文正文]：
1、法院大一统的想法首先应当淘汰。因为法院是裁判机关，客观公正地审核控辩双方提交的各种证据、决定是否采信，是法院的职权。如果法院自己做起了鉴定，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由己所出，显失公正，与国家诉讼制度相悖；倘若一切鉴定都由法院指定机构和人员去做鉴定，也易产生作弊之嫌，使法院卷入诉讼纷争，失去权威性。不到万不得已，法院不可介入鉴定具体事务，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决定是否进行鉴定；至于鉴定机构和人员的选择，首先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可由法院建议或当事人双方同意由法院指定。北京市各级法院推行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实行审鉴分立，并建立司法鉴定委托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本院对外委托和组织鉴定、评估、审计、拍卖等工作，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同法院的公正地位相称的。至于有人提出，法院内设司法鉴定机构同审判机构分离，实行两条线管理，不会发生“审鉴一体”的问题；然而，法院本身就是国家审判机关，同审判分离、不相干的业务和机构又为什麽非要设在法院内部不可呢？
2、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允许存在。因为司法鉴定的对象纷繁复杂，可能涉及到各个领域、各种学科，不可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行业全部承担起来。把社会各个行业的知名专家和各个系统的先进设备利用起来，由他们的权威性、客观性逐渐树立公正形象，有利于我国的司法公正。但是，总得要有一个公正、权威的国家管理部门，对社会各种类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的资格、必需条件、鉴定人资格、遵纪守法情况等进行审查、考核、检查以及必要的培训，这些工作从实质上说，属于司法行政工作范畴。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实施统一的管理，这个管理权限应当包括：审查机构的资质、条件、鉴定人的资格，建立相应的批准制度，还应当负责年审，根据鉴定人、鉴定条件变化和是否有徇私舞弊、差错率等进行调整。
最高法院关于司法鉴定的两个《规定》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这是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中的一大创新与进步。但是，这个制度无法替代对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的日常行政考核。法院应当回避对司法鉴定机构的审批、领导或变相的领导权，也是为了避免司法鉴定机构对法院的依赖，确保法院的中立、公正形象。根据最高法院司法鉴定中心解释，现在的《司法鉴定人名册》要求申请入册的社会鉴定、检测、评估机构和个人，在当地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实施登记，并向法院提交资质证明、主要业绩等一些文件、资料，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审核批准。这在某些方面同司法部的规定冲突，这个
问题应当由国家立法机关调查、协调，最后通过国家立法予以理顺。
3、公安系统的刑事技术机构应当保留。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承担着最大量的刑事案件的侦查职责。刑事案件侦查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犯罪证据、拘捕犯罪人归案。刑事技术机构为刑事侦查承担发现、提取、保全各种犯罪痕迹物证的职能。鉴定是鉴别证据、认定证据、揭示证据意义的手段。所以，刑事技术鉴定是公安机关的重要侦查措施之一，刑事技术机构是侦查机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了必要的侦查手段※，侦查机关就根本无法履行职能。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刑事案件实行公诉制，举证的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公诉机关的证据来源于侦查机关；鉴定结论作为重要的诉讼证据，必须由侦查机关首先提供。而侦查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中，由发现线索到认定证据，要进行大量的甄别检验，这些工作有时间的紧迫性和内容的保密性??这是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法律秩序的国家利益要求。所以，无论从诉讼法的要求，还是从打击犯罪的国家利益要求，公安刑事侦查机关都必须有自己的刑事技术检验、鉴定力量。有些学者说“鉴定是一种取证手段而非侦查手段。刑事诉讼法典将鉴定放在侦查程序里规定是不合适的”（见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座谈会纪要》 2000/08/12）??这句“专家语言”把“取证”同“侦查”割裂就是错的，侦查的职能或曰任务就是发现证据，获取证据，取证是侦查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取证”同“侦查”是不能割裂的。如果不去取证，侦查何以破案？鉴定作为重要的侦查措施列在刑事诉讼法的“侦查”一节内，无可非议。（注：“侦查”一节列举的是法定侦查措施，而非侦查程序。）
至于“侦技不分”、“侦鉴不分”的问题，已经是陈旧的话题，完全应当通过内部机构分工解决。此外，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部门是为了打击刑事犯罪设立的，他的职责是为侦查服务，它是刑侦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原本不应当参与民事、行政等案件事务；但是，从技术力量和技术装备上说，他又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利用这些资源为司法工作服务，当然对社会是有利的。倘若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部门愿意利用自己雄厚的技术力量为社会服务，那末应当到司法行政部门或法院登记备案，承担有偿司法鉴定工作，这部分业务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或法院相关部门的管理与年审。
4、至于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管理机关也都承担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也要涉及到一些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的检验、鉴定问题，由于案件数量相对较少，可以不必逐级设置庞大的技术鉴定机构，投入庞大的经费开支。我以为中央和省级检察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设置必须、常用的鉴定人员和机构，省以下机关可以委托同级公安机关代为检验鉴定或送上级机关鉴定。
（※：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和措施，除了刑事物证发现、提取、检验技术之外，还有一些高科技的、秘密的手段，必备的、完整配套的侦查手段侦查措施，在严格的行政法规、命令的制约下实施。这是对付隐蔽、狡猾的犯罪不可缺少的，也是世界各国家都必须具有的手段。这些不能用学究式的诉讼理论解释与评价，它应用维护国家、人民安全需要的高效理论解释。当然，这些手段的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不得用于非法活动。有些学者，律师借口侦查阶段介入和监督，向公开或取消这些侦查手段，或使之同侦查工作割裂，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秘密侦查手段属于国家机密（甚至绝密），受国家保密法规的保护。）
5、关于立法问题：
⑴有人提案建议制定《司法鉴定法》，我以为其实不必要；倒是应当尽快制定我国的《证据法》，内设“司法鉴定”章节；然后由相关部门依法制定“司法鉴定条例”。
⑵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如资格审查制度、登记制度、考核与处罚制度等问题），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理顺，可以根据我国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结合我国现状，并参考国际一些做法。
⑶鉴定的启动与“鉴级”问题：
我认为司法鉴定的启动要根据案情需要，由法院决定。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⑴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原则上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启动鉴定；至于由谁鉴定，当事人双方一致的尊重当事人意见；当事人双方不一致的，由法院指派。⑵刑事公诉案件，在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鉴定结论的，经法庭审核符合证据要素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被告方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否定或疑问的根据，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决定鉴定人出庭或启动复核鉴定程序；被告人只是提出异议，而不能提供理由的，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至于“鉴级”问题，应当在法律上明确，防止当事人一方无理纠缠，无限期拖延审理或盲目重复鉴定。我以为实行“三级鉴定”制和“存疑举证”制比较恰当：初级鉴定后，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的，签字生效，终结鉴定；如果当事人对初级鉴定怀疑和提出异议，应当说明怀疑的理由，法院认为怀疑有据应当复核的，启动复核鉴定程序；复核鉴定后仍存在争议的，同样当由法院审查争议的合理性，由法院邀请专家“会鉴”，专家会鉴结论应当作为终极鉴定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