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租赁的立法之选择
[摘 要]：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已成为事实，但如何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依《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9条规定，分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租赁、作价出资或者入股三种方式。实务中往往采取以土地使用权出让为主，土地租赁为辅的模式，但是从土地使用权出让理论的形成历史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来看，土地使用权出让就是土地租赁，我国应在今后的立法中抛弃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理论，采用土地出租的理论，避免重复立法。
[英文摘要]：
[关 键 字]：土地有偿使用，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租赁
[论文正文]： 1988年，七届人大常委第五次会次通过的有关修改原《土地管理法》的决定，明确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制度，一改过去多年所形成的无偿使用土地的模式。现行新《土地管理法》亦沿用了上述决定，即在第2条第5款明确决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制度。可见，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制度，是我国土地使用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如何准确地理解此制度的涵义，特别是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方式中的土地租赁，尤为重要。
实际上，从各地具体运作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中，我们不难发现，土地使用出让往往起主导作用，各地往往忽视土地租赁制度的存在，以致于地方和中央的立法部门亦围绕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方式进行立法，在理论研究中，学者们也往往只关注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研究。但是，立法和理论研究的重点倾斜，并没有压制人们的创造力。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中，一些地方往往将农村集体土地直接通过出租，转移其土地使用权，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仍屡禁不上。城镇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国家一方面坚持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方式，维护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灵活地采用租赁的方式将国有土地租给公司，定期收取租金，使以前久已存在的土地租赁方式又重新复活起来，从而引起了学者与立法部门的重视。从1994年12月3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经济体改委联合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暂时规定》第9条的规定到1999年7月27日系统化的《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的下发，土地租赁已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理论与实务已经意识到了土地租赁作为一项独立法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但无论学者们在做理论阐述，或者立法者在详细的规定时，都不可避免地将土地租赁制度与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相混淆，（1）易让别人以为土地租赁就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基于此，笔者从学理和现行的立法两方面，对土地租赁加以详述，以使今后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避免上述弊端的产生。
一、土地租赁与土地使用权的关系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土地有偿使用，最初对土地的转移使用方式，主要采用租赁形式。建国初期，国家曾对城市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无论使用者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还是集体所有制单位，只要使用城市国有土地，都必须向国家交纳租金（2）。54年以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国营企业在财政体制上实行了统收统支，各国家机关，企业，团体，学校使用经国家批准占用的土地，不再向国家交纳土地使用费或租金。此时，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已经从有偿的租赁使用方式向无偿地行政制拨方式转变（3）。对于在国有的土地依法从事耕种的，起初采取了向国家交纳租金的方式，随后又逐步采取了向国家交纳农业税的措施（4）。在农村，土改之后，农民依法取得了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经营、买卖或出租（5），但为了鼓励农民自食其力，消除剥削的思想，对其的享有的土地出租的权利又加以限制，即农民在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下，才可以出租土地（6）。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的享有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集体所有，从此，禁止土地出租和买卖。（7）1982年12月4日所通过的《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即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就是上述禁止性规定的延续。
既然法律明令禁止土地不得出租，实务界为了解决土地使用的迫切问题，只好另辟蹊径，创设出了土地使用权制度用以代替原有既存的土地出租的制度。实际上，从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土地使用权的雏形见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4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草案）第11条的公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原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30日公布了《土地改革法》，该法第27条规定：国有所有的土地，由私人经营者，经营人不得以之出租，出卖或者荒废。原经营人如不需用该土地时，须交还国家。此规定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土地使用权”，但其“经营”的含义是足以表明，当时的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机可以分离。随后，东北人民政府发布的《东北土地暂行条例》第二章则首先明确提出了“土地使用权”的概念。但是，概念的出现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土地使用权理论。当时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即仅适用于国有的耕地。1953年11月5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又将其适用范围扩及“兴建国防工程、厂矿、铁路、交通，水利工程市政建设及其他经济，文化建设等所需用之土地”。不过，农村土改之后，土地所有权已经私有化，所以土地使用权制度在当时仅限于国有土地。另一方面，基于公有制观念的影响，当时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从使用所交纳的租金来看，是采用出租的形式，以后，随着所交纳的“租金”由“农业税”或“出让费”的替代，甚至取消，土地出租的形式已经荡然无存。表面上看，当时取得土地使用权是采用土地出租的形式，但此制度双方主体的地位并不平等，用地者首先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请示，经同意之后，才可以领取。该程序的行政管理成份相当大。随着土地所有权的取得逐步采取行政制拨的方式，尤其是法律、法规的明确的规定，土地不得出租，无偿的使用国有土地逐步地成为土地使用的主导方式。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吸引外资，搞活内地经济建设，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5条规定：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为合营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交纳使用费。随后又制定的《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暂行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亦作了“交纳使用费，取得使用权”的规定。同时，沿海的一些经济特区又意识到了国有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在参照香港地区的土地批租制度下，为了规避《宪法》的相关规定，创设性提出了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理论。1987年，在国务院的批准下，深圳，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首先试行了城市土地所有权出让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纷纷总结经验，先后制定了关于此方面的地方性法律文件。如：1987年1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1987年12月29日广东省七届人大常委第二十次会次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1988年1月6日珠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珠海市城市土地管理暂行办法》。1988年4月第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对宪法作了适当修改，增加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88年12月29日全国七届人大常委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对《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明确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至此，土地使用权制度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尤其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权的出让方式，更为明确、具体。
从土地使用权出让理论的提到立法机关正式确立其为制度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出现是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而产生。在当时的环境下，一方面国家的根本大法明定土地不得买卖、出租，另一方面，土地作为重要的资源，具有广大的市场，易增加收入。基于此，实务者在借鉴了国内外有益的经验，尤其是香港地区的土地批租制度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理论，进而，确立其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这不仅规避了现行宪法的禁止性规定，而且又充分发挥了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增加国家的收入。
须明确的是，从土地使用权的性质上看，土地使用权为用益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陆法系各国传统的地上权比较，虽有细微不同，但共同颇多，不存在本质差别（10）。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与传统立法所规定的地上权本质是一致的，皆为物权中的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用益物权。权利的称谓不一，并不影响其在实际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需要明确的是，地上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皆通过合同的方式而产生，只不过，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是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方式，而地上权的取得主要是通过土地租赁合同的方式而产生的。那么，土地使用权出让与土地租赁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出让与土地租赁本质上是否一致？要明确此问题，必须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规定。
在古代罗马，地上权之制始于共和国时期，当时，公有土地是不能出卖的，国家使将其出租给市民建筑房屋，从而获取经济利益。但依照罗马法的添附原则，土地所有人的所有权及于地上建筑物，为了保护承租人的利益，共和国末期，最高裁判官规定：如承租人征得出租人同意而建筑，其使用的期限又很长，则承租人对其建筑享有物权，此物权即为地上权。以后随着土地的私有，私人可以沿袭采取此种做法，也出租土地以供他人建筑使用，致使地上权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允。（11）深受罗马法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并没有出现地上权的权利类型，但为了解决乡村的和森林的事务，以及在现代社会为了解决城市土地的严重匮乏，自19世纪以来，法院作出的一些判例，则使地上权受到重视且获得了新貌。（12）德国在制定民法典之初，由于当时处于农业社会的末期，工业社会的初期，所以《德国民法典》最初并没有规定不同层次的所有权或长期租赁。（13）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德国遂于1919年制定了《地上权条例》，从而取代了法典物权编第4章地上权的规定，同时又制定了《土地租赁法》，亦从债的角度规定了土地利用关系。在德国物权法理论上，地上权人以支付地上权地租获得对他人土地加以利用并从事建筑的权利，仅从这一点来说，地上权与土地租赁权有相同之处，但是作为债权的租赁权的转让继承，设置负担和作为独立物权的地上权转让、继承、设置负担等，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条件的结果。（14）施行于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在第4章规定了地上权，依据《日本民法典》第266条规定：“（1）地上权人应向土地所有人支付定期地租时，准用第274条至第276条（佃租）的规定。（2）其他地租准用关于租赁的规定。”同时，从第3编第2章第7节有关债权中租赁契约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通过对土地的租赁，亦可产生土地的承租权。1991年8月1日施行的《借地借房法》进一步系统地规定了地上权和土地租赁权。由此可见，地上权和土地租赁权在日本民法中同时存在，通过土地的租赁，可以设定物权与债权两类性质不同的权利。同为大陆法系的意大利则对其持不同的立法态度，1942年通过的《意大利民法典》虽然在第3编第3章规定了地上权，但地上权的设定方式，依民法典第4编第2章契约总论中的规定，地上权的设立，变更或转让采取独立的契约形式，而非土地租赁契约形式。在与我国过去具有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俄罗斯，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其转型时期的法律过多地反映了私有化的成份。1994年10月2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一部分）第264条规定：土地和处于土地上的不动产可以由其所有人提供给他人永久使用或有限期使用，其中包括出租土地；非土地所有人在法律或同土地所有权人的合同规定的条件下和限度内，行使属于他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第268条又规定：国有土地和自治地方所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根据有权提供土地永久使用的国家机关或自治地方机关的决议，提供给公民和法人。此外，在1996年1月26日通过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二部分）第607条的规定，不动产租赁的客体范围亦扩及土地。不难看出，俄罗斯的土地使用权分为无限期（永久）和有限期两种。正因为无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的设立法典特别强调由有权机关的决议而设立，恰类似于我国的行政划拨的方式。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的设立采取双方自愿协商的方式，而且法典又特别指出“其中包括出租土地”，更加确信在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的设立方式中不乏存在出租形式。深受英美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我国香港地区，土地使用的模式中采取了英国地产权的模式，即香港政府通过批租方式把一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让给私人发展商或机关或个人，到期将土地连同其上的建筑物一并无偿收回，在不违背租约的条件下，允许持有人自由转让土地使用权。台湾地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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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字]：土地有偿使用，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租赁
[论文正文]： 1988年，七届人大常委第五次会次通过的有关修改原《土地管理法》的决定，明确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制度，一改过去多年所形成的无偿使用土地的模式。现行新《土地管理法》亦沿用了上述决定，即在第2条第5款明确决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制度。可见，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制度，是我国土地使用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在具体的实务操作中，如何准确地理解此制度的涵义，特别是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方式中的土地租赁，尤为重要。
实际上，从各地具体运作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中，我们不难发现，土地使用出让往往起主导作用，各地往往忽视土地租赁制度的存在，以致于地方和中央的立法部门亦围绕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方式进行立法，在理论研究中，学者们也往往只关注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研究。但是，立法和理论研究的重点倾斜，并没有压制人们的创造力。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中，一些地方往往将农村集体土地直接通过出租，转移其土地使用权，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仍屡禁不上。城镇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国家一方面坚持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方式，维护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灵活地采用租赁的方式将国有土地租给公司，定期收取租金，使以前久已存在的土地租赁方式又重新复活起来，从而引起了学者与立法部门的重视。从1994年12月3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经济体改委联合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暂时规定》第9条的规定到1999年7月27日系统化的《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的下发，土地租赁已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理论与实务已经意识到了土地租赁作为一项独立法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但无论学者们在做理论阐述，或者立法者在详细的规定时，都不可避免地将土地租赁制度与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相混淆，（1）易让别人以为土地租赁就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基于此，笔者从学理和现行的立法两方面，对土地租赁加以详述，以使今后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避免上述弊端的产生。
一、土地租赁与土地使用权的关系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土地有偿使用，最初对土地的转移使用方式，主要采用租赁形式。建国初期，国家曾对城市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无论使用者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还是集体所有制单位，只要使用城市国有土地，都必须向国家交纳租金（2）。54年以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国营企业在财政体制上实行了统收统支，各国家机关，企业，团体，学校使用经国家批准占用的土地，不再向国家交纳土地使用费或租金。此时，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已经从有偿的租赁使用方式向无偿地行政制拨方式转变（3）。对于在国有的土地依法从事耕种的，起初采取了向国家交纳租金的方式，随后又逐步采取了向国家交纳农业税的措施（4）。在农村，土改之后，农民依法取得了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经营、买卖或出租（5），但为了鼓励农民自食其力，消除剥削的思想，对其的享有的土地出租的权利又加以限制，即农民在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下，才可以出租土地（6）。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的享有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集体所有，从此，禁止土地出租和买卖。（7）1982年12月4日所通过的《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即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就是上述禁止性规定的延续。
既然法律明令禁止土地不得出租，实务界为了解决土地使用的迫切问题，只好另辟蹊径，创设出了土地使用权制度用以代替原有既存的土地出租的制度。实际上，从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土地使用权的雏形见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4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草案）第11条的公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原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30日公布了《土地改革法》，该法第27条规定：国有所有的土地，由私人经营者，经营人不得以之出租，出卖或者荒废。原经营人如不需用该土地时，须交还国家。此规定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土地使用权”，但其“经营”的含义是足以表明，当时的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机可以分离。随后，东北人民政府发布的《东北土地暂行条例》第二章则首先明确提出了“土地使用权”的概念。但是，概念的出现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土地使用权理论。当时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即仅适用于国有的耕地。1953年11月5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又将其适用范围扩及“兴建国防工程、厂矿、铁路、交通，水利工程市政建设及其他经济，文化建设等所需用之土地”。不过，农村土改之后，土地所有权已经私有化，所以土地使用权制度在当时仅限于国有土地。另一方面，基于公有制观念的影响，当时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从使用所交纳的租金来看，是采用出租的形式，以后，随着所交纳的“租金”由“农业税”或“出让费”的替代，甚至取消，土地出租的形式已经荡然无存。表面上看，当时取得土地使用权是采用土地出租的形式，但此制度双方主体的地位并不平等，用地者首先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请示，经同意之后，才可以领取。该程序的行政管理成份相当大。随着土地所有权的取得逐步采取行政制拨的方式，尤其是法律、法规的明确的规定，土地不得出租，无偿的使用国有土地逐步地成为土地使用的主导方式。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吸引外资，搞活内地经济建设，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5条规定：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为合营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交纳使用费。随后又制定的《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暂行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亦作了“交纳使用费，取得使用权”的规定。同时，沿海的一些经济特区又意识到了国有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在参照香港地区的土地批租制度下，为了规避《宪法》的相关规定，创设性提出了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理论。1987年，在国务院的批准下，深圳，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首先试行了城市土地所有权出让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纷纷总结经验，先后制定了关于此方面的地方性法律文件。如：1987年1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1987年12月29日广东省七届人大常委第二十次会次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1988年1月6日珠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珠海市城市土地管理暂行办法》。1988年4月第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对宪法作了适当修改，增加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88年12月29日全国七届人大常委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对《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明确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至此，土地使用权制度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尤其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权的出让方式，更为明确、具体。
从土地使用权出让理论的提到立法机关正式确立其为制度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出现是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而产生。在当时的环境下，一方面国家的根本大法明定土地不得买卖、出租，另一方面，土地作为重要的资源，具有广大的市场，易增加收入。基于此，实务者在借鉴了国内外有益的经验，尤其是香港地区的土地批租制度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理论，进而，确立其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这不仅规避了现行宪法的禁止性规定，而且又充分发挥了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增加国家的收入。
须明确的是，从土地使用权的性质上看，土地使用权为用益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陆法系各国传统的地上权比较，虽有细微不同，但共同颇多，不存在本质差别（10）。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与传统立法所规定的地上权本质是一致的，皆为物权中的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用益物权。权利的称谓不一，并不影响其在实际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需要明确的是，地上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皆通过合同的方式而产生，只不过，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是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方式，而地上权的取得主要是通过土地租赁合同的方式而产生的。那么，土地使用权出让与土地租赁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出让与土地租赁本质上是否一致？要明确此问题，必须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规定。
在古代罗马，地上权之制始于共和国时期，当时，公有土地是不能出卖的，国家使将其出租给市民建筑房屋，从而获取经济利益。但依照罗马法的添附原则，土地所有人的所有权及于地上建筑物，为了保护承租人的利益，共和国末期，最高裁判官规定：如承租人征得出租人同意而建筑，其使用的期限又很长，则承租人对其建筑享有物权，此物权即为地上权。以后随着土地的私有，私人可以沿袭采取此种做法，也出租土地以供他人建筑使用，致使地上权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允。（11）深受罗马法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并没有出现地上权的权利类型，但为了解决乡村的和森林的事务，以及在现代社会为了解决城市土地的严重匮乏，自19世纪以来，法院作出的一些判例，则使地上权受到重视且获得了新貌。（12）德国在制定民法典之初，由于当时处于农业社会的末期，工业社会的初期，所以《德国民法典》最初并没有规定不同层次的所有权或长期租赁。（13）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德国遂于1919年制定了《地上权条例》，从而取代了法典物权编第4章地上权的规定，同时又制定了《土地租赁法》，亦从债的角度规定了土地利用关系。在德国物权法理论上，地上权人以支付地上权地租获得对他人土地加以利用并从事建筑的权利，仅从这一点来说，地上权与土地租赁权有相同之处，但是作为债权的租赁权的转让继承，设置负担和作为独立物权的地上权转让、继承、设置负担等，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条件的结果。（14）施行于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在第4章规定了地上权，依据《日本民法典》第266条规定：“（1）地上权人应向土地所有人支付定期地租时，准用第274条至第276条（佃租）的规定。（2）其他地租准用关于租赁的规定。”同时，从第3编第2章第7节有关债权中租赁契约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通过对土地的租赁，亦可产生土地的承租权。1991年8月1日施行的《借地借房法》进一步系统地规定了地上权和土地租赁权。由此可见，地上权和土地租赁权在日本民法中同时存在，通过土地的租赁，可以设定物权与债权两类性质不同的权利。同为大陆法系的意大利则对其持不同的立法态度，1942年通过的《意大利民法典》虽然在第3编第3章规定了地上权，但地上权的设定方式，依民法典第4编第2章契约总论中的规定，地上权的设立，变更或转让采取独立的契约形式，而非土地租赁契约形式。在与我国过去具有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俄罗斯，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其转型时期的法律过多地反映了私有化的成份。1994年10月2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一部分）第264条规定：土地和处于土地上的不动产可以由其所有人提供给他人永久使用或有限期使用，其中包括出租土地；非土地所有人在法律或同土地所有权人的合同规定的条件下和限度内，行使属于他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第268条又规定：国有土地和自治地方所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根据有权提供土地永久使用的国家机关或自治地方机关的决议，提供给公民和法人。此外，在1996年1月26日通过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二部分）第607条的规定，不动产租赁的客体范围亦扩及土地。不难看出，俄罗斯的土地使用权分为无限期（永久）和有限期两种。正因为无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的设立法典特别强调由有权机关的决议而设立，恰类似于我国的行政划拨的方式。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的设立采取双方自愿协商的方式，而且法典又特别指出“其中包括出租土地”，更加确信在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的设立方式中不乏存在出租形式。深受英美法系法律传统影响的我国香港地区，土地使用的模式中采取了英国地产权的模式，即香港政府通过批租方式把一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让给私人发展商或机关或个人，到期将土地连同其上的建筑物一并无偿收回，在不违背租约的条件下，允许持有人自由转让土地使用权。台湾地区由
